汉代主要用汤剂，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就没提过要加什么引子药，无论是桂枝汤、还是小青龙汤。都不存在要事先往里头添加什么引子药。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统一。中药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式，那就是“成剂药”，说白了就是散丸剂。虽然在汉代，也有丸散药，但不是主流。后因为战乱，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为方便给药，直接将药碾成粉，背在药袋。有时煮药不方便，只能兑着水，直接服用。

但是有经验的郎中，就认为这不行，发现这完全是“以方待药”，要知道中医的根本是辩证治疗，也就是每个人因为体质、生活习惯、年龄、性别等不同，造成每个人哪怕得同一种病，也需要特殊对待。为区别应对不同的病人，这些郎中会根据不同病人往现成的“煮散药”里头添加所谓的“引子药”，如生姜什么的。这就是中医药的奇妙处。中医先生将几种药物按君、臣、佐、使配伍后，这个药方就集成了一支抵抗和祛除病魔的队伍。这支强劲的队伍还需要一个带路的向导官，这个向导就是药引子！中医把人略分三大区域，即上焦、中焦、下焦。上焦直达巅顶多由升麻、藁本为引经药。下焦多用牛膝等为引经药。喉嗓、脖颈多用桔梗等为引经药，诸般等等。用了引经药可使药物集中力量直达病所。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大家俗称的药引子，中医称为“使药”，由药方的组成部分。当提起使药，就不得不谈君臣佐使。君臣佐使是中医学的组方原则，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主药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元代李杲在《脾胃论》中再次申明：“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清代吴仪洛进一步解释说：“主病者，对症之要药也，故谓之君。君者味数少而分量重，赖之以人为主也。佐君以为臣，味数稍多，分量稍轻，所以臣君之可迨也。应臣者谓之使，数可出入，而分量更轻，所以备通行向导之使也。”

中医没有动静脉、神经系统等现代医学概念，但是有经洛理论，这些经络内连藏腑、外连五官等各外表器官，似乎既各自独立又相依相克，构成中医的藏腑经络运行理论。药物也讲寒热温凉与四气五味和归经,与阴阳五行理论理论相对应。故而需要引经药,即俗称药引子。

导致中药的配伍分君臣佐使，所谓药引子在配伍中属使药的范畴，使药是指在主方的基础上加上调和百药的药与引经的药。如加入甘草，缓和了各药的毒副作用，使各种药物效力组合在一起，就是一种亲合力，以增强疗效。药引子就是引经药，例如头痛病人，通过辨证，如果属太阳经头痛，就选羌活作为引经药，如属少阳经头痛，就选柴胡作为引经药，如属阳明经头痛，就选白芷作为引经药。病在上宜选桔梗载药力上行，病在下宜选牛膝载药下行，以上这些都是药引子的举例说明。但还有一种情况可引申为药引子，一些鲜活的，食用的，药房无法儲备的，在调配中药完成后，医生分咐病人，在煎药时在加入如生姜，葱，粳米，大枣等。其实它也是药方的组成部分。

宋朝很多行业都是官办垄断的，其中就有卖药的“官药局”，也叫“熟药所”或者“卖药所”。出售各种丸、散、膏、丹等中成药，这样的中成药有服用方便、携带方便、易于保存等各种优势。不过这也有问题，有些病患除了中成药之外还缺少了一两种药材，这种情况下宋朝的大夫除了会让病人购买某个中成药之外再加一点其他药材一起使用，这成方之外的部分就是“药引”了。这也可以说是中成药的私人订制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一部分大夫发现治病并不是百分之百成功的，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就开始在药引上动脑筋了。这个病把握比较大，就不需要药引或者只要相对容易找到的药引。如果这个病把握不大，就会要求各种稀奇古怪的药引，比如鲁迅的父亲碰到了药引子“原配的蟋蟀一对”。这样治不好大夫就推脱说是因为药引子没找对，所以药力没有发挥出来。